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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吉这样的做法,只用无耻来形容实在是太简单而片面了。刘健和其他几位东宫旧臣几次上书请求朱佑樘坚定站在言官一方,严惩刘吉,可是朱佑樘都没有同意。
韶龄也奇怪,换做从前东阁的时候,朱佑樘必定会坚定地站在言官一边。
朱佑樘像是看出了韶龄的疑惑,说:“当家方知家计艰难。以前总是相信“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朕总不能因水清而偏用长江水,也不能只能因黄河水浊而偏废吧。这些谏臣,都是理学大儒,却都不是完人,要不也不会被刘吉抓住错处。再者,刘健、徐溥他们才入内阁,处理庶务不如刘吉妥帖。”
韶龄默默无语,帝王之术,在于平衡,刘吉很好利用了这点。
好在除了刘吉,六部和都察院中王恕、耿裕、何乔新、马文升接替了原有的四位,这大大改变了原来民间对国朝万岁阁老,纸糊六尚书的印象。
整饬完内阁和六部,朱佑樘便开始着手处理整顿地方官员,其中也包括边防的武将。可是,这时却传来余子俊病重的消息。
这位已经花甲的老人曾用自己最后的余热为大明苦筑长城一千七百七十里,可谓“尽心边计,数世赖之”。在朱佑樘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又为了他远赴甘州,甚至在之后被先帝罢官贬斥。
朱佑樘叫来了太医院最好的院正为其诊治,可是依旧回天乏术。余大人在完成陈述十事和边防七事的奏疏后便溘然而逝,朱佑樘为其辍朝一日,追赠他为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肃敏”。
余大人故去后,由马文升接任兵部尚书。作为余大人的老搭档,马文升针对国朝兵政废弛的状况,在余子俊的策略上,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将三十多贪贿怯懦的将官罢黜。为了报复马文升,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应适度裁革。朱佑樘也依其议办理。
说到兵部,不得不提勤王的功臣李东阳。自从甘州之战后,李东阳就将兵权交还给了兵部,自己一直在礼部负责丧仪与典仪诸事。对于这个堂兄,朱佑樘一直放在心里,可是与谢迁不同,李东阳不是科举出身,甚至还有鬻题案的污点在身,如何让他进入内阁,大家都绞尽脑汁。
最后,徐溥以皇帝的文告命令繁多为由,请求仿照先朝王直旧例设官专门负责。这才提升李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进入内阁专门主管诏书命令。过了几个月又以现任职务进入文渊阁,参预机要事务,与谢迁同一天到位。
“两人同入文渊阁,一齐参与机要。”朱佑樘笑着说。
“他们二人也算有缘,希望后面的日子携手共进,不要辜负陛下一片苦心才好。”韶龄说。
“你说谢迁知道宾之差点杀了他这件事吗?”朱佑樘显然还有些担心。
“陛下别看谢迁微微一笑便清风拂面,实则能言善辩,可不输李东阳,若是知道了,那便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便是。”韶龄笑道。
“我们就在旁边看着?”朱佑樘显然有些惊诧。
“陛下难不成要拿着“帝均”拉架不成?”韶龄问。
“那,咱们便看着吧。”朱佑樘很是赞成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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