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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位声名远扬的高僧虚照禅师听闻了刘秉忠的事迹,对他深深吸引。虚照禅师是一位在佛教界有着极高声望的高僧,他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寻找有慧根的弟子传承佛法。当他听说武安山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隐士时,便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隐居在武安山的刘秉忠。两人相见恨晚,虚照禅师在与刘秉忠一番深入交谈后,被他的聪慧与悟性深深折服。他深感此子慧根不凡,是佛法传承的绝佳人选,便强烈要求收他为弟子。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儒家、释家、道家三家学说竞相发展,都在积极寻找自己的继承人,意图在这乱世之中传承与发扬自家的思想。儒家,凭借着官宦世家对传统学问的坚守与传承,使得官宦家族基本上还遵循着儒学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图在动荡中恢复社会秩序。佛教,趁着乱世的局势趁势发展,在苦难的百姓中寻找精神寄托与慰藉,传播着慈悲与解脱的教义。无数百姓在战火与苦难中失去了家园,佛教的慈悲与救赎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道教也不甘寂寞,北方道教自王重阳去世后,全真教全面开花,积极开展宣传。全真教的教义简洁明了,修行方式灵活多样,对普通百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强调“性命双修”,既注重内心的修炼,又不脱离世俗生活,因此在民间迅速传播。“全真教竟然发展到了分成七门派的程度,甚至还加上了一个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可见其发展之迅猛。”这些门派各具特色,吸引了众多信徒。
不过,总体而言,北方多数地区盛行藏传佛教,其神秘的仪式和独特的教义吸引了很多人。中原(河南)地方则以少林寺为首的禅教为主。禅教因慧能法师悟道后,形成了一派被称为狂禅的独特流派,其强调人守其本性,其余皆可不谈,追求一种极致的精神自由与纯粹。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解脱方式。
而且,不得不说,中国佛教自成一体系,虽已与外面传过来的佛教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明面上活动,实则包藏祸心,迟早有着干政的野心。到了清朝,藏传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显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统治政策。然而,中国的统治者并非愚昧无知之辈,他们深知不能因为所谓的信仰而放弃自我掌控国家的权力。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既利用又警惕,既要借助宗教的力量稳定社会,又要防止宗教势力过度膨胀,威胁到国家的统治。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本意的现象,甚至在后来的部分流派中成为蛊惑人心的工具。他们表面上宣扬慈悲为怀,实则内部问题丛生。实际上,佛家诸多流派,真正有深度且有实用价值的教义并不多,大多是故弄玄虚,不问世事而又闭门不学其他知识,又能有多少真正能经得起推敲的道理呢!
刘秉忠当时无所事事,面对虚照禅师的盛情邀请,便答应了下来。于是,刘秉忠成为了和尚,法号子聪。他剃度出家,开始了他的修行之路。后来,他在云游过程中,留居在了云中的南堂寺。在这里,他继续深入研习佛法,同时也广泛涉猎其他学说,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他的人生,仿佛在这一刻又开启了新的篇章,而这段修行经历,也为他日后辅佐忽必烈,参与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禅师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旅程,海云禅师肩负着传播佛法、交流思想的重任。当他路过云中时,听闻了刘秉忠博学多才的消息。刘秉忠的名声早已在云中地区传开,他不仅精通佛学,还涉猎广泛,学贯古今。海云禅师深知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便毫不犹豫地邀请他一同前往和林,希望他能为忽必烈带来更多的智慧与启示。
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为忽必烈讲述佛法大意。他那清晰的讲解、深刻的见解,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忽必烈对佛法的理解。忽必烈对刘秉忠的讲解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智慧。刘秉忠不仅对佛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知识储备更是惊人。他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钻研《易经》及宋邵雍的《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等诸多领域,他无不精通,仿佛一部行走的知识宝库,天下事了如指掌。他的博学与智慧,让忽必烈惊叹不已。
或许由于忽必烈与木华黎家族关系密切(木华黎家族作为元勋世臣,在蒙古帝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木华黎死后多年,还被忽必烈赐予“元勋世德碑”),忽必烈对刘秉忠甚是喜爱。海云返回南方后,刘秉忠就留在了忽必烈的府邸供职。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刘秉忠的命运,也为蒙古帝国的未来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在众多蒙古王爷中,忽必烈堪称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他蒙古王爷大多尚武成性,将建立军功视为人生的首要追求,热衷于在战场上驰骋,通过武力开疆拓土,以战功来赢得荣誉与地位。然而,忽必烈却是个闲散王爷,他并不怎么热衷于军事,却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神往。他深知汉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能为蒙古帝国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渴望从汉文化中汲取营养,为蒙古帝国的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他把刘秉忠挽留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想必是想向刘秉忠学习汉文化。刘秉忠的博学与智慧,正是忽必烈所需要的。他希望通过刘秉忠,了解汉文化的精髓,学习治国理政的智慧,为蒙古帝国的未来奠定基础。从刘秉忠死后忽必烈追封他为太傅这点看来,这一目的已经显而易见。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赏识与重用,不仅是因为他的博学与智慧,更因为他为蒙古帝国的汉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秉忠的智慧与才能,如同一颗种子,播撒在蒙古帝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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